导语:金蒙战争新形势下,成吉思汗又会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手段?

兴定元年(1217)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赐九尾白旗,“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又谕:“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至此蒙古改变了对中原战场的策略,由单纯的抢掠、破坏占领区转变为对占领区的持久经营。

蒙古统治集团一方面重于利用投靠蒙古的汉人地主武装与金汉人地主武装展开激烈的争城夺池的战争。如继续利用史天倪率领的汉人地主武装力量攻占河朔之地,“知中山李明、赵州李瑀、邢州武贵、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张立等望风皆下”。邢州,在今河北邢台;磁州,在今河北滏阳;洺州,在今河北永年。河北南部诸州的失守,使得金朝在河北战场上,可以利用阻止蒙古南下的汉人地主武装日益减少。

另一方面蒙古开始在新占领区采取设官置府经营之策,利用归顺蒙古的汉人地主武装首领管理城邦,督促农耕,安集百姓。如王义领导的地主武装在蒙古太师木华黎攻到宁晋城下时,“义率众,以宁晋归焉”,王义入觐成吉思汗,“授宁晋令,兼赵州以南招抚使”。易州涞水地主武装首领赵柔率领其众投降蒙古,成吉思汗“以柔为涿、易二州长官,佩金符”。蒙古给予归附的汉人地主武装一定的特权管理原有的州县,这对其他的金汉人地主武装是一种很强的诱惑。

金地主武装首领郭文振对蒙古如此的改变曾上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可见蒙古侵金的目的已从简单的掠夺抢掠中原物资发展到要占领中原,统一中原。金朝一方,在权臣术虎高祺的策划下,宣宗开始南向伐宋,以求扩充疆土。兴定元年(1217)正月,金右丞相术虎高祺为谋求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以广疆土”。宣宗初不同意伐宋,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一些大臣也纷纷上言伐宋的弊处,右司谏侍御史许古认为:“今大兵少息,若复南边无事,则太平不远矣。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

平章政事胥鼎在列举攻宋的“六不可”之后,建议:“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翰林侍讲学士杨云翼指出:“第恐西北有警而南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然而,兴定元年四月,宣宗“贪其淮南之蓄”,改变初衷,以宋岁币不至为借口,命元帅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领军南攻宋朝,打破了金宋双方保持三十余年的和平。宣宗在兴定元年、二年、三年、五年金朝多次出兵南侵,遭到宋朝的顽强抵抗,虽中有小胜但终未能南下,反而让蒙古军队获得了更好的战机。

此时,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主力西向攻打西辽、西夏。金蒙战场上的蒙古军帅利用金侵南宋的大好时机,努力扩大战果,收编、分裂、降服北方汉人地主武装势力,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占为己有。随后,蒙古太师木华黎的主要军事目标转向山东。河北、山西一带主要是金朝地主武装和投靠蒙古的地主武装活动的地方,双方地主武装之间的战争呈现拉锯状态,你攻我伐,反复争夺。

然而,金朝内部汉人地主武装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彼此之间有时常出现为了一己私利,相互倾辄,相互攻杀的事件,促使一些汉人地主武装首领转而投靠蒙古,这使原本就势单力薄的金地主武装势力更加削弱。苗道润,贞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为人勇敢善战,深得众心,附者日众。苗道润与顺天军节度使李琛不和,相互攻伐。“琛遣兵攻满城、完州,道润军拒战,杀琛兄荣及弟明等”,完州,在今河北顺平。

随后琛奏:“仍遣官增减诸路兵力,使权均势敌无相并吞,则百姓安农亩矣”,可以看出他们征战的目的在于达到彼此势力均衡,朝廷也诏谕:“士兵本以义团结,且耕且战。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并吞。百姓不安,皆有官长无所忌惮使之然也。严为约束,依时树艺,无致生事”。

兴定二年(1218)苗道润与贾全、贾瑀互相攻击,“贾瑀既与道润相攻,已而诈为约和,道润信之,遂伏兵刺杀道润”。148当时,苗道润军是金朝在河北地区最大的地主武装势力,他的遇害使得其下属群龙无首,分崩离析,以至其属下骁将张柔后来叛金投蒙。苗道润的武装势力四分五裂之后,武仙率领的地主武装集团成为河北地区最大的地主势力,武仙在滹沱河一线以真定为中心与投靠蒙古的地主武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然而是败多胜少,武仙等金朝地主武装在河朔地区的处境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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